第五天,基岩凿平了。
不是全部凿平,是凿到了刘琦天工感知认为“足够平”的程度。高差从两三指降到了半指以内,这个精度在这个时代已经超出了任何工匠的预期。多吉站在坑底,用一块直木板靠在岩石表面,透过缝隙看对面的光线。缝隙很细,细到只有一张纸的厚度。他放下木板,抬起头看着刘琦。
“你是怎么做到的?”他问。这是他第一次主动问刘琦“为什么”或“怎么做到的”。不是因为好奇,而是因为他无法用自己几十年的经验解释眼前的现实——五天,两个人,两把铁锤,两根钢钎,把半个篮球场大的基岩凿到了这种精度。这不应该是不可能的,但它发生了。
“慢。”刘琦说,“一下一下地凿。不着急。”
多吉看着他,知道这不是全部的答案。但他没有追问。他把直木板收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碎石屑,走到坑边,朝上面喊了一声:“石头!可以运下来了!”
石块是从山脚下的采石场运上来的。青石,大块大块的,每块都有几十斤重,两个成年男人抬一块,沿着新修的小路,一步一步地往上搬。路窄,坡陡,石头重,每一步都要踩得很稳,不敢有丝毫分心。工人们的号子声从山脚下传上来,低沉而有力,像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歌。
多吉站在坑底,指挥工人把石头一块一块地码在凿平的基岩上。第一层石头最关键——它们要承受上面所有石头的重量,必须码得稳、码得平、码得密。多吉用水平尺一块一块地校准,高了不行,低了不行,歪了不行,斜了不行。他蹲在石头上,眯着一只眼,透过水平尺的水泡看石头的平整度,像是一个狙击手在瞄准远处的目标。
刘琦站在坑边,看着多吉码石头。他的手还包着布,不能干重活,但眼睛没有闲着。他用天工感知检测每一块石头的摆放位置和角度,一旦发现偏差,就走下去告诉多吉。多吉信他的手,但不信他的眼睛——“你的眼睛比我好使?”多吉有一次这样问。刘琦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他不能说他的“眼睛”能看到分子层面,不能说他的“眼睛”比这个时代任何精密仪器都精确。他只能笑。
益西——那个托林寺的僧人——依然每天站在工地旁边,拨着念珠,看着这一切。他的目光有时候落在石头上,有时候落在多吉身上,有时候落在刘琦身上。他看刘琦的时间最长,也最仔细。不是审视,不是怀疑,是一种安静的、不带任何预设立场的观察。像一个人在观察一片从未见过的叶子——他不知道这片叶子叫什么名字,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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