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生长的凤凰木。他讲了一个木盒。一个装满了信笺、照片、糖纸的木盒。他讲了八点三毫米，那是那棵树的叶苞，早晨量的直径。”
他收回目光，“我听完后，想了很久。”
他沉默了几秒，“我在想的是，我那个木盒，它在哪儿？”
台下没有声音。
“我拍了五十年电影，拍了三十多部作品。每一部片子，都像一片落花。落下来，被人看见，然后被人忘记。我以为我留下了什么。但昨天我才明白，我留下的不是那些花，是那些花落下去之后，埋在土里的东西。”
他伸出右手，握成拳，“那个东西，叫根。”
“赵先生讲的那棵树，它在长。它的根，在亚洲这片土里扎着。扎得很深。深到能穿过殖民，穿过战争，穿过离散，穿过那些看不见的伤痛。然后从那些伤痛里，长出新叶。”
他松开手，“我呢？我的根在哪儿？”
他自问自答。
“在消失的东西里。我一直在拍消失的东西，却忘了问：消失之后，长出了什么？”
台下更安静了。
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嗡嗡声。
黑泽明端起那杯水，喝了一口。
放下。
“我年轻时，见过一个人。”
他的声音忽然变了，变得更低，更慢，“他叫小津安二郎。”
这个名字落下去，台下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压住。
“我跟他喝过几次酒。他不爱说话，喝醉了也不说。有一回，我问他：小津先生，你为什么总是拍同一个故事？女儿出嫁，父母老去，家变得空荡荡的。他想了很久，说了一句话。”
黑泽明停顿了一下，“他说：因为那个故事，还没拍完。”
他加重了语气，重复了一遍，“还没拍完。”
“我当时不懂。现在我懂了。小津拍的不是故事，是时间的缝隙。那些缝隙里，藏着人为什么活着的答案。”
他看着台下，“赵先生拍的那些东西，槟城的铁盒，永宁的碑，调哑了四十年的钢琴，藏在橡胶园里的信，那些也是缝隙。历史的缝隙。时间从那里漏下去，人从那里能看见自己。”
他顿了顿。
“我拍的那些，武士、公务员、七个人保护一个村子，那些不是缝隙，是浪头。浪头打过来，所有人都在喊。喊完了，浪就退了。沙滩上却什么都没留下。”
他说完这句话，沉默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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