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的文章标题是《布鲁塞尔的边界线：欧盟公约如何重写全球神经技术规则》。
简报还特别指出，公约第二十一条实施细则中引用了“来自亚洲的长期随访数据”作为安全观察期标准的实证参考。简报附件里有一份公约秘书处与合众国驻欧盟使团的非正式沟通记录，其中明确确认该数据来自合众国公民自愿参与的合法合规临床试验，不涉及任何灰色地带。此外，公约背景文件中已将合众国赋分制系统列为“青少年神经技术监管的参考案例”——措辞谨慎，用了“参考”而非“推荐”或“认可”，但无论如何，这是合众国的政策第一次被写入一项国际公约的正式文件。
赵豫章看完简报，用铅笔在其中一行字下面画了一道线——“合众国赋分制系统被列为‘青少年神经技术监管的参考案例’。”他的手指在纸面上停了片刻。然后他拿起内线电话，拨了秦铭的号码。铃响了两声就接了。
“秦主任，公约过了。”他的声音不大，语气平稳得像是在说今天下午的天气，“我们的立法部署要加快，不能像过去，仅依靠监管。”
秦铭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明白。论证会下周一召开，所有准备工作就绪。我会尽快推进专家意见的汇总和起草工作。”
赵豫章挂了电话，翻开那份关于公约对合众国义体产业潜在影响的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是科技部和工信部联合提交的，他之前已经看过一次，但现在他需要重新评估——不是评估影响本身，而是评估窗口期。公约通过之后，合众国面临的不是“要不要跟进”的问题，而是“在什么时机跟进”的问题。如果国内立法跟不上国际规则的步伐，未来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中会被边缘化；如果跟进太快，又可能对国内产业造成冲击。窗口期不会太长——他估算了一下，大概是一到两个季度。他把这份报告从头到尾重新读了一遍，在页边批了几个词：“赋分制经验可作为国内立法实证基础”“评估赋分制与公约的衔接点”“关注米国态度”。
窗外长安街上，夏至前的阳光把梧桐叶照得透亮。他把简报放回文件夹，靠在椅背上。公约的通过不是终点，是另一场竞赛的起点——这场竞赛不拼技术速度，拼的是谁能最先建立起既能保护公民神经权利、又不至于削弱技术竞争力的制度框架。合众国在这一轮竞赛中已经有了赋分制这个先手，但先手能不能转化为胜势，取决于立法预研的速度。他把秦铭上次提交的论证会筹备报告从文件夹里抽出来，翻到专家名单那一页，挨个核实了一遍各位专家的学术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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