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活着。”
这三个字在阁楼昏暗的光线中落下来，砸在我耳膜内侧，余震一路蔓延到指尖。
我站在门框和楼梯口之间的交界处，一只手已经握住了楼梯扶手的顶端，那截铁管表面的锈迹在掌心里留下一片粗粝的触感，像砂纸在皮肤上缓慢磨过。沈昭站在我身后两步远的位置，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但他的声音里有一层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不是喜悦，不是释然，而是一种更接近于“终于可以说出来了”的松弛。像一根被绷了太久的弦，在终于被松开的那一刻，发出的不是琴音，而是一声细微的、几乎听不到的震颤。
“你说谁还活着？”我的声音比我预想的低。喉咙里像是卡了一块东西，不大，但刚好让气流通过时产生了一点阻抗。
“钱国平。”沈昭说，“他没死。马蹄莲公墓里埋的那个骨灰盒，里面装的是别人的骨灰。他早就在自己的死亡证明被开出之前，换了一个身份活着。”
我从楼梯扶手边转过身。阁楼里的光线在这段时间又暗了一些，天窗外的那片云还没有完全移开，像一块灰布搭在屋顶上，把光遮掉了大半。沈昭的脸有一半重新沉入了阴影中，但他的眼睛没有沉下去——那两只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中反而显得比刚才更亮，像两颗被水洗过的石子。
“钱国平自己策划了那场死亡。”沈昭说，“马蹄莲案的第一个受害者，他选中的替身是一个和他体型相近的无名男尸。他把自己的身份证件和随身物品放在那具尸体身上，然后用一场车祸制造了足够模糊的辨识条件——面部创伤、重度烧伤、指纹部分损毁。法医鉴定时给出的结论是‘高度疑似’，不是‘确认’。但没有人深究。”
“为什么？”
“因为他在死之前，就已经让自己变成了一个‘该死的人’。”沈昭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比刚才更低了，“他在那场车祸之前的一个月，去了三次医院，留下了心律不齐和高血压的诊断记录。他还在两起公共纠纷中留下了目击者证言——证言的内容都是‘钱国平最近精神状态很差，像是压力很大’。所有这些记录，都在为一场‘合理’的死亡做铺垫。”
我站在门框和楼梯口之间的位置，没有继续走向楼梯，也没有退回房间。我的目光在沈昭的脸上停了一下，然后转移到桌面上那本摊开的笔记本上，又转移到墙角的旧木箱上——整个房间里的每一个物体，都在这一刻被重新赋予了意义。那些我之前以为是“藏身处常见杂物”的东西——一床旧被子、一个搪瓷杯、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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