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手里。
而且本届内阁重臣们手腕强威望足，死死压住了六部九卿。
但是日後呢？
内阁在不断扩权，六部九卿衙门同样也在扩权。
比如沈一贯的鸿胪寺，如今已经有了外交部门的雏形，日後随着大明和外界接触越来越多，鸿胪寺的职能只会进一步提升。
户部也是如此，随着财政税基的扩大，户部能够控制的钱财越来越多，户部的权力也在飞速提升。
内阁扩权，未必比得上六部扩权的速度。
如果不能明确阁臣和部院大臣之间的区别，那阁部之争还是有可能上演的。
之所以苏泽如此执着於此，是因为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分离，是近现代国家的必然之路。
随着国家越来越大，机构越来越多，管的事情越来越复杂，决策层和执行层的分离是必然的结果。
当然，政治上不可能有泾渭分明的分离，但是框架至少要有。
皇帝和内阁就是决策层，六部九卿衙门就是执行层，这个层级要明确。
苏泽在奏疏中明确列出「军令状」内容：「其一，於权知期内，协助内阁完善官员遴选新制，厘清流品，杜绝请托。府州县官缺，依考成、实务擢补，务使人尽其才。
其二，协助内阁完善官员考核制度，初步建立以财政成效考核官员的制度。
其三，修订《吏部条贯》，明定各司职掌、办事流程。凡铨选、考功、稽勋诸事，皆有章可循，减少胥吏操纵之弊。」
苏泽继而陈述立状缘由与後续处置办法：「此三事，皆吏部积年之要务，亦臣权知期内所当着力者。臣愿以此军令状」公之於众，请君民共察。若一年权知期满，三事无显着成效，或举措失当、弊窦丛生，则臣甘受科道弹劾，即行请辞，绝不恋栈。」
这三件事，也是苏泽思考良久的。
前两件，都是协助内阁在前，说明政策的主导者是内阁，申明自己军令状是遵从内阁行事，确定内阁权威。
第三件是吏部内部事务，这是吏部尚书的职权。
苏泽进一步提出制度化建议：「臣非敢自专，实欲藉此开一先例。九卿重臣，位高权重，责任攸关。其就任之时，亦当如阁臣入阁三约」、臣之军令状」例，向朝廷与百姓明示施政纲领、核心目标。」
「此举可使权责清晰，百官知所趋避，万民晓其作为，於吏治澄清、政务推行，皆大有裨益。」
奏疏最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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