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度上那道细细的划痕，是威叔用指甲刻的。
旁边写着日期：1981年9月16日。
他把软尺还给威叔，转身往赵鑫办公室走。
走了两步，停下来。
回头看了一眼那棵凤凰木。
枝头那粒骨朵，顶端那线红，比昨天又长了那么一点点。
不是眼睛能看出来的长度。
是他知道它长了。
九月十七日，上海虹桥机场。
谢晋走出到达通道。
徐大雯站在出口等他，手里拎着一只保温桶。
他走过去。
她揭开桶盖。
里面是一碗银耳羹。
银耳炖得烂软，红枣去了核。
莲子浮在汤面上，像一片片微型浮萍。
谢晋低头看了很久。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
徐大雯没回答。
她问：
“饿不饿？”
谢晋看着那碗银耳羹。
他看着妻子的手。
那只手1968年冬天，把最后一个热红薯，塞进牛棚门缝。
那只手1976年守在手术室外，握着病危通知书，握了一夜。
那只手1980年，替他量中山装袖子。
说“长两寸没关系，放下手看不见”。
他接过保温桶。
“饿。”
“那回家吃。”
徐大雯转身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不慢。
谢晋跟在后面，拖着一只旧皮箱。
轮子轧过水泥地，声音像1968年冬天牛棚那扇门。
推开关上，推开关上。
走到停车场，他忽然停住。
“大雯。”
妻子没回头。
“我接回去了。”
徐大雯拉开车门。
“筷子？”
“筷子。”
她坐进驾驶座，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
六十三岁的男人，站在停车场中央。
左手拎着一只保温桶，右手拖着一只旧皮箱。
眼眶红着。
嘴角弯着。
像1957年那天，他拿着《女篮五号》的场记板。
说“大雯，我要拍电影了”时候的样子。
她发动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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