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12日，华盛顿。
年轻随员陈默趴在桌上，对着密密麻麻的技术清单核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把笔一扔，垂头丧气地抬头：
“先生，算完了。四个多月，一共谈成927项技术，虽说很重要，但大多都是边角料。”
“最重要的核心技术一项都没拿下来。钱倒是花了4600万美元，比预想的超了三成。”
顾维钧站在落地窗前，背对着他。
八十岁的老人穿着笔挺的西装，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指尖夹着一支没点燃的香烟，望着窗外飘着的细雨，半天没说话。
四个多月前，也就是1968年元旦，他就带着技术团队悄悄离开华盛顿，年都不过了。
而是根据总统的要求，引进美国技术。
那时他满怀信心，觉得凭着自己几十年的外交资历和人脉，加上白宫已经答应放宽限制，哪怕美国人再顽固，总能撕开一道口子。
现实却结结实实给了他一闷棍
刚离开华盛顿的一个月，顾维钧几乎天天泡在各大企业总部。
第一站找通用电气，副总裁理查德连面都不见，秘书冷冰冰地说：“总裁日程排满了。”
硬生生等了三天，顾维钧托了参议院的老朋友打招呼，理查德才不情不愿地抽了二十分钟见面。
办公室里，理查德靠在椅背上，手指敲着桌面，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敷衍：
“顾先生，不是我们不想出售技术。上面有规定，核心电气技术不能出口到亚洲地区。”
“我们最多拿出400项，报价3.8亿美元。还得等白宫审批，批不批得看运气。”
陈默当时就急了：“3.8亿？你们卖给欧洲才1亿美元不到，这也太漫天要价了！”
理查德耸耸肩，一副爱买不买的样子：
“欧洲是北约盟友，能一样吗？你们要就这个价，不要就请便。”
那次会面最终不欢而散。
随后的化工领域更糟。杜邦的亚太区主管听完顾维钧的来意，直接摇了摇头：
“顾先生，基础化工、合成材料这些都在管制清单上，别说技术，连相关设备都不能卖。”
“抱歉，帮不上忙。”
比企业更难的是政府审批。
哪怕有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许可，顾维钧还是跑了八趟商务部，提交的技术引进申请被压快一个月，负责的官员才漫不经心地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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