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理查德・马洛里之后的一段时间，艾琳变得格外谨慎。
白天大多躲在旅馆房间喝酒睡觉，很少去小丑酒吧露面。就算出门，也刻意避开之前常待的位置。
那把鲁格左轮被她藏在行李箱最底层，不到万不得已不拿出来。夜里躺在床上，她会反复回想林间皮卡车厢里的那几声枪响，马洛里倒下的画面会时不时冒出来。
恐惧是真实存在的，但愧疚从未出现。
在她的认知里，是对方出言羞辱、动手推人，才逼得她扣动扳机。她把这次杀人，归为一次被迫的自卫。
可她和泰莉亚两个人的生活开销不会停下来。旅馆房费到期就要交钱，威士忌要花钱，泰莉亚想要磁带、新衣服、零食，处处都要用现金。
过去靠皮肉交易赚钱，要忍受辱骂、压榨，得来的钱依旧捉襟见肘。而那一次杀人，仅仅几分钟，就拿到了几十美元和一块手表。
这种获取金钱的方式，像一剂毒药，慢慢侵蚀着她原本的底线。
间隔一个多月，一九九〇年一月，第二个受害者出现。
他是一名五十二岁的建筑工人。男人开着皮卡路过公路，看见站在路肩的艾琳，主动停下。
双方谈好价钱，车辆驶入偏僻的松林。完事之后，男人态度算不上恶劣，但在付钱的时候刻意压价。
过往积攒的不满再次被点燃，艾琳掏出藏好的手枪，对着男人胸口开枪。
枪声再一次在林间响起。
洗劫完钱包与手表，她开上受害者的皮卡，开到城镇边缘，丢弃在树林外围。步行回到酒吧找到泰莉亚，把抢来的现金拿出来。
这一次，她内心的挣扎少了很多。
一旦跨过杀人的界限，再往后就越来越容易。
她的心理防线持续崩塌，作案的触发条件不断降低。最开始是遭受辱骂、殴打才动手，到后来，只要把车开到四下无人的土路，不管对方态度好坏，她都会选择开枪。
有的司机客客气气，谈好价格，足额支付酬劳，没有半句冒犯的话语，依旧难逃一死。金钱成了唯一目的。只要车子远离主公路，隔绝外界视线，杀戮就会发生。
第三个、第四个受害者接连倒在自己的皮卡驾驶座上。有常年跑线路的卡车司机，也有教会做义工的普通中年人。每个人的生活背景各不相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在傍晚的公路边停下了车。
每次作案流程几乎一模一样：拦车，谈条件，诱使车辆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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