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省城第一人民医院的停机坪上降落时，专家组已经等候在那里。父亲被迅速从机舱转移到担架车上，在专家的陪同下，通过专用通道直接送进了神经内科的重症监护室。陈让和母亲被安排在监护室外的家属等候区坐下，一位年轻的住院医师拿来一叠入院手续文件，陈让接过笔，一份一份地签完。
一切安排妥当后，陈让在等候区的塑料椅上坐下，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从昨天接到堂叔的电话到现在，过去了将近二十个小时，他的神经一直紧绷着，没有一刻真正放松过。现在父亲终于被送到了省城最好的医院，交给了最专业的团队，他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母亲坐在他旁边，手里捧着一位护士倒来的热水，没有喝，只是捧着，像是要从那杯水的温度中汲取一些力量。她沉默了很久，然后缓缓开口，声音很轻，带着一种遥远的、回忆的质感：“你爸这辈子，心里一直压着一件事。他不说，我也不问。但我知道，那件事，是他的一块心病。”
陈让睁开眼睛，转过头，看着母亲。她的侧脸在走廊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有些模糊，目光落在前方某处虚空，焦点并不在现实中的任何物体上。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开口：“妈，我爸说的‘账本’，是什么？”
母亲的身体微微僵了一下。她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低下头，看着手中那杯已经不再冒热气的水，沉默了很久。然后她抬起头，看着陈让，目光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有犹豫，有挣扎，最终化为一种无奈的坦然：“那个账本，是你爸在工厂做会计的时候留下来的。他退伍后被安排到镇上的农机厂做会计，一做就是二十多年。厂子倒闭的时候，他带回来一些东西，其中就有那个账本。”
她停顿了一下，声音变得更轻：“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账本里记的是什么。但我有一次半夜醒来，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戴着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那个账本，翻完了就坐在那里发呆，一直坐到天亮。我问他怎么了，他只说了一句‘有些债，欠了就得还’。然后就再也不肯说了。”
陈让沉默了很久。父亲退伍后到农机厂做会计，一做二十多年，厂子倒闭时带回了一个账本，半夜里翻看，说“有些债，欠了就得还”——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勾勒出一个他从未了解过的父亲的形象。那个沉默寡言、心事重重的父亲，原来一直背负着一笔看不见的债务。那笔债，不是金钱，而是某种更深沉、更沉重的东西。
“那个账本，现在在哪？”他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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