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有两面，我拿到了其中一面映出的影像。但另一面，还在阴影里。”
我握着两段磁带，站在傍晚的街道上，影子被夕阳拉长，铺在路面上，像一道墨痕。
杜国威在录音里说——“画师不是我，我知道是谁。但我不能说。”方远在另一段录音里说——“画师本人，是写下这份名单的人。”两段录音，两个声音，指向同一个结论：画师真实存在，且身份高度敏感，敏感到让一个退休政委宁愿咽进棺材也不开口。
但杜国威留了活口。
他说“我知道是谁”，然后他沉默了。这意味着他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敢说。一个在系统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人，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他选择用沉默保护自己，也保护听到这段录音的人。但他也清楚，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答案——能让他闭嘴的人，级别远高于他，影响力远大于他，且大概率还在位置上。
我收起磁带，沿着街道往回走。走出大约五十米后，我拐进一条小巷，在路灯照不到的阴影里停下来，把两段磁带分别装进两个不同的口袋，然后掏出手机，拨通了赵刚的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赵刚的声音带着一种压低到极限的厚度：“你在哪？”
“在外面。”我说，“我有两段录音，一段是方远的，一段是杜国威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赵刚说了一句让我后背一紧的话：“杜国威今天下午被送进医院了。”
“什么？”
“突发脑梗，下午三点多被保姆发现的，送到ICU抢救，现在还没醒。”赵刚的语速很快，像是怕被人听见，“你刚才说什么？你有杜国威的录音？”
“他留的。给走完线索链的人。”我说，“他在录音里说，他知道画师是谁，但他不敢说。”
赵刚没有立刻接话。我听到他那边传来一声极轻的呼吸声，然后他说：“你现在在哪儿？”
“不能说。”
“也对。”赵刚没有追问，“你听着——杜国威进ICU这件事，不是巧合。他退休五年，身体一直硬朗，今天你打电话给他说完话，下午他就倒了。”他的声音压得更低了，“有人知道你和他说过话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巷子的阴影里，感觉到后背有一层细密的冷汗正在渗出来。赵刚说得对——时间线太精确了。我上午给杜国威打电话，下午他就“突发脑梗”进了ICU。这不是巧合，这是一次精准的灭口。而灭口的人，知道我给杜国威打过电话，甚至可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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