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师上面还有人，我见过他一次，但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因为说了，所有人都会死。”
我站在老周家的客厅里，手里握着那张拍立得照片，窗外的晨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在照片表面形成一层柔和的反射光，让那行铅笔字变得有些刺眼。周志强的妻子站在茶几旁边，双手交叉握在身前，指关节微微泛白。她没有问我任何问题，没有问我是什么人、和老周什么关系、为什么老周要把这东西留给我。她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扇已经完成了传递任务的传送门，等待着我离开。
我把照片放回牛皮纸信封里，封好封口，塞进冲锋衣内侧口袋。那枚从地下室捡到的警服纽扣，和这封信放在一起，贴着我的胸口。
“如果他三天后没回来，你打算搬去哪？”我问道。
她摇了摇头：“还没想好。但他说了要走，我就走。”
她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到不自然。一个丈夫在凌晨离家，留下一封信给一个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交代妻子在三天内搬走——任何一个正常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可能保持完全的平静。她的平静只有一种解释：她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周志强在娶她之前，或者在他们结婚后的某个时间点，已经告诉过她——有一天，他会突然离开，让她做好准备。
我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转身走出门外。防盗门在我身后合上，锁舌卡进门框，发出一声干涩的“咔嗒”声。那声音不大，但在清晨安静的楼道里显得格外清晰，像一把锁在空旷的走廊里转了一圈，最终锁死。
我走下五楼，出了小区大门，坐回捷达车里。我没有立刻发动引擎，而是靠在驾驶座上，把那张拍立得照片从信封里抽出来，对着窗外逐渐明亮的天光重新看了一遍。
桌面，散落的文件，笔，水杯，录音笔——以及照片背面那行字。我已经默念了许多遍，每一个字的笔画、倾斜角度、落笔力度都在我脑海里形成了一个精确的数据模型。周志强的笔迹，中等力度，横画稍轻，竖画偏重——一个习惯用钢笔写字的人，写这行字的时候右手微微发抖。
不是恐惧的发抖，是愤怒。
他把这句话写在照片背面的时候，手在抖。
是因为他听过录音笔里的内容，知道了那个比画师更高层的人的身份，却不能说出口——这种愤怒，不是针对那个人的，是针对自己的无能为力。一个警察，发现了真相，却不能把真相公之于众，因为说出来会害死更多人。所以他只能等，等一个能替他说出真相的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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