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仪表盘上的手机屏幕，通话界面已经熄灭，但苏晚晴最后那句话像一根鱼刺一样卡在喉咙里——
“有第三个人，和方远见面，不代表只有第三个人。你再想想——那天下午方远见的，真的只有三个人吗？”
这句话像一把撬棍，插进我思维里那道还没合拢的缝隙里，用力一别。方远见的第三个人不是那个女人，也不是他自己扮演的身份——而是另外一个人。一个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在任何人的描述里的人。一个被所有人忽略了的人。
因为老周说“三个人”的时候，所有人都默认接受了这个数字。包括我。我从来没问过老周：你怎么确定那天下午方远只见了三个人？
我重新启动引擎，没有挂挡，坐在驾驶座上，把整件事从头到尾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方远从档案室取走名单——下午四点。他离开办公室——下午四点一刻左右。他在走廊里碰见苏晚晴，说了那句话——时间应该在四点半之前。他和画师见面——时间不明。他和开奔驰的女人见面——时间不明。然后他出车祸——晚上八点零七分。
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四个小时。如果只有三拨见面，每个见面平均耗时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方远在做什么？他在办公室等死吗？一个知道自己拿到名单后会死的人，不会在办公室里干坐着。他会去见第四个人。而老周不提这第四个人，要么是他不知道，要么是他知道但不能说。
而便签纸上那句“画师的第三个人，不是女人，是方远自己”，可能根本不是“第三个人”的答案——它是第三块拼图。第一块拼图：老周的存在和他烧掉的文件。第二块拼图：那个开奔驰的女人和她的身份。第三块拼图：方远见的第四个人，才是真正的关键。
我挂挡，踩油门，驶出停车位。车子拐上主路的时候，我拨了一个号码——不是林峰，不是苏晚晴。是赵刚。
电话响了六声，接通了。赵刚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困意和警惕：“沈逸？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早上六点十分。”我说，“赵支队，我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方远出事的那个月，是不是有人调离了技术科？”
电话那头安静了三秒。然后赵刚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刚睡醒的慵懒，多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你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我在铁匠弄24号的地下室里，找到了一张2009年刑侦支队技术科的集体合影。”我说，“照片上的人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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