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4月，维也纳
维也纳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四月中旬，本该是杏花盛开的时节，但天空仍然阴沉沉的，像一块洗不干净的抹布。冷风从多瑙河上吹来，带着一股潮湿的、令人不安的气息。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脚步匆匆，仿佛在躲避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有人说，这是因为皇帝心情不好。
也有人说，这是因为普鲁士人又要打仗了。
还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本身就要散架了，只是还没人敢说出来。
雅各布·科恩不在乎这些。他在乎的是：今天的咖啡豆又涨价了。
“一磅巴西咖啡豆涨了两个克洛伊茨，”费伦茨把进货单递给他，“再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卖菊苣根水了。”
“那我们就卖菊苣根水，”雅各布头也不抬地说，“只要客人不知道。”
“他们喝得出来。”
“那就多加糖。”
费伦茨叹了口气。“你这个人，迟早要下地狱。”
“地狱已经满了，”雅各布翻着账本，“我在人间凑合过吧。”
咖啡馆的生意比去年好了一些。常客从二十个增加到了三十多个，每天的收入勉强能覆盖房租和进货。雅各布攒下了不到一百福林，藏在柜台下面的一个暗格里。这笔钱是他的“救命钱”——万一帝国突然崩溃，或者犹太人再次被驱逐，他至少能买两张去美国的船票。
虽然他不知道另一张船票该给谁用。
米里亚姆已经走了两年了。两年里，雅各布没有交过一个朋友，没有爱过一个女人，甚至没有跟任何人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他像一台机器一样运转：早上五点起床，煮咖啡，擦桌子，记账，晚上十一点关门，睡觉。
偶尔，他会梦到妹妹。
梦里，米里亚姆还是九岁的样子，瘦得像一根木棍，站在码头上朝他挥手。“哥哥，你看，多瑙河是蓝色的！”
雅各布每次都会在梦里回答：“不，米里亚姆，多瑙河是绿色的。”
然后他就醒了。
醒来的时候，枕头往往是湿的。
但他从不承认自己哭过。
今天的第一个客人来得特别早。
早上六点半，天刚蒙蒙亮，一个穿着灰色外套的年轻人推门走了进来。他大约二十五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手里拿着一本书，表情严肃得像要去参加葬礼。
“开门了吗？”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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